第十一章 生死问题 人生旅程的终结

  厄内斯特一心要减轻自己的体重,这主意倒是不错。只是一九五九年夏天的潜在危险性比他所能意料到的要大得多。当他在巴黎瑞芝旅店停留期间,由于终日伏案工作,缺少运动而得了重感冒。他非常担心感冒会引发他的肾病。当他离开巴黎登上“解放号”邮轮时,他还在吞服药丸。他给玛丽买了一支钻石别针,部分原因是为了弥补他夏天对她不够关心体贴。可是他仍孩子气十足,对玛丽过去对他的行为的不好看法仍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他列举了许多形容词,说这些词是玛丽过去用来形容他的。例如,漫不经心,毫无良心,极为自私,愚蠢至极、骄横放纵,察觉不灵,利欲熏心,爱出风头等。他收集了这么多的词,但一个他也不承认适合用在他身上。

  船在海上航行时风浪很大。厄内斯特感冒未愈,整天躲在舱里,头昏脑胀,有微烧。有个叫安德鲁汤波尔的人递给厄内斯特一张纸条。此人正在收集费兹吉拉德的材料,准备为他写传记。汤波尔征求厄内斯特的意见,问他能否提供有关司各脱的任何材料。在厄内斯特那个旧皮包里有一大捆过去在巴黎写的手稠。其中有三章专门谈论司各脱情况的。但是他无意向任何一个陌生人透露他的秘密。因此,对于汤波尔提出的问题一直拖到船抵达目的地后才作出回答。十月三十一日,他外出吃中饭,在一家酒吧间喝酒,开始和汤波尔商谈。另一个船上的乘客觉得海明威的谈吐显得很不自然。汤波尔虽然有同感,但从这个身材魁梧,脸有忧色的人身上,他也确实看到一种人的尊严。在这个时候,他和别的人一样,看到一只枯瘦的,没有汗毛的前臂和一张苍白的脸庞,眼白上罗结着血丝时,不免要大吃一惊。谈话时,他显得有点腼腆,若有所思。他的谈话对写司各脱的传记并不能提供多大的帮助。他不时望着汤波尔,眼睛里流露出踌躇的神情。

  当船停靠纽约码头时,阿隆霍特齐纳前往迎接。然后带领他们到本芬涅为他们准备的客房去。霍特齐纳发觉厄内斯特爱发牢骚,特别想知道玛丽是否对他买给她的那支钻石别针感到满意。玛丽托请劳尼、乔治布朗、乔治普林普顿和霍特齐纳找一套象样的住房以便她和海明威来纽约时有较舒适的地方住。结果他们在东六十二号街一号四楼租了一个套间。房子的横对过是克尼克波克俱乐部,侧边是中央公园。厄内斯特以一种看了惊险的侦探影片后的口气说,“太好了。这地方太安全了。”但是在纽约租买房子的事只是玛丽一人的主意,厄内斯特宁愿回古巴住他那旧房子。此外,他在凯特丘姆已经买了一幢房子。十一月三日他把过去在巴黎写的一捆稿子交给查理士·斯克里布纳,并请他看后寄回凯特丘姆收,以便他进一步修改。接着厄内斯特在安东尼奥、卡曼奥多涅兹的陪同下乘飞机到南部去同玛丽汇合。

  哈瓦那机场里聚集着一群人,手里拿着彩色旗,准备欢迎海明威夫妇旅行归来。当记者问,美国对古巴的态度逐渐冷漠起来,他有什么看法时,他十分惋惜地说,他在古巴已经生活了二十年,早把自己当作古巴公民了。说时,扶着一面古巴旗子亲了一下。由于动作来得突然,摄影记者来不及拍下这个不寻常的镜头。记者纷纷要求他再做一遍。他咧嘴微微笑了一下说,“我说过,我是个古巴公民,我不是演员。”玛丽对他亲切的欢迎和接待,使他感到十分喜慰。在劳卡,玛丽已负责把房屋修理好。与此同时还把凯特丘姆的新房子整理后,准备让安东尼奥和卡曼住。不过,玛丽再不愿意当厨工和干苦活。这一回她要雇用一个仆人。厄内斯特听了不吭声。他要带安东尼奥去打猎,他不愿意他订下的计划遭到破坏。

  到西部去旅行打猎开始了。开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大家兴高采烈。可是,结束时弄得大家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厄内斯特兴致勃勃地带着安东尼奥和卡曼观赏美国的山林风景。虽然天下着大雪,气候严寒,厄内斯特仍把这次旅行看作是无以伦比的。旅行的最后一天,他们的汽车行驶了八百里,从西部格兰德大峡谷的南侧山脊到维格恩河。安东尼奥很喜欢维格恩河,厄内斯特却十分欣赏一个在内旺达和爱达荷交界地方一个有许多石砌的矮房子的新兴市镇。当他们越过铁路和桥梁,来到两旁树木成荫的公路时,玛丽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这时令人不快的事情终于到来了。安东尼奥在墨西哥的妹妹因家里发生了意外事故而突然患了癔病。他不得不告别他们到墨西哥去看他的妹妹。安东尼和卡曼走后,海明威夫妇感到,自从四月份来第一次最难忍受的寂寞。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十一月二十七日,海明威夫妇和乔治赛维尔外出打猎。玛丽一枪打了一只针尾松鸡。她正感到高兴时,不料她站在上面的那段园木松动了,开始往低处滑。她顿时失去平衡,一下摔例在结了冰的地面上,左手肘骨当即断裂。赛维尔用了两个小时才把她的左臂包扎固定好。玛丽疼痛难忍,后果如何,一时也很难预料。意外的不幸使厄内斯特感到头痛。他抱怨他的打猎度假的计划全盘被打乱。本来他想通过打猎减轻他的体重,以便回来后,给《生活杂志》写文章,整理过去在巴黎时写的手稿。现在,上午的时间大部分用来外出办事或到太阳谷医院去照顾玛丽。他不耐烦地说,他正在做芬卡佣人所做的繁琐的,没完没了的工作。他晚上睡不好,血压又开始上升。不过,这里的气候十分宜人。一月十三日,他写信告诉比尔戴维斯“连续下了三天雪,今天天气特别好。天上无云,群山露出真面目,空气寒冷清新。你走在路上,踩着又脆又干的白雪,只听见脚下发出吱吱声。站在卧房里往窗外望,只见房子下面的大水塘里一对野鸭正在吃水芹菜。”

  厄内斯特正在阅读哈洛德罗布的自传体小说《人生的道路》读后很受感动,十分悲切,因为罗布一直在寻求他理想的东西。厄内斯特也开始考虑自己在传记中,情况将是怎样。在他那些旧稿件中,特别是最末尾的一章描写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斯奇伦斯的情况。当时波林,墨菲夫妇和唐帕索斯闯进了他的生活,把宁静的气氛搅乱了。不过,他认为他的书和罗布的书,在内容上不会有什么联系。后来他得知,罗布一直患有心绞痛病。他的父亲在一九二八年自杀身死之前也患了这种痛。厄内斯特说,他希望罗布平静而快乐地死去。不过,他的想法也太天真了,因为罗布年轻时期的抱负和现在垂暮之年的痛苦十分巧合地证实厄内斯特原来对他父亲所表达的思想:“与其等到希望破灭,拖着病残的身躯痛苦呻吟死去,不如在血气方刚,怀有雄心壮志,高高兴兴在烈火中焚化。”

  一月中旬,海明威夫妇乘坐火车回到米阿密。旅途中玛丽大部分时间躺在铺位上,用一只松软枕头垫着她那只受伤胳膊。数日来此方寒潮南侵,气温陡然下降。他们回到芬卡感到那地方象个巨大的冰窖。厄内斯特不顾寒冷,急于要把有关斗牛的文章写出来。为了节省他的时间,玛丽同意她丈夫的建议,叫瓦莱里当他的秘书。在此期间,海明威夫妇不染手古巴政治,俄国人已开始拉扰卡斯特罗。米高扬和他的随从人员来到芬卡,把苏联翻译的几本海明威作品的俄文版送给海明威。三月份,赫伯特马修斯去见厄内斯特。他对革命仍然那么热情高涨。玛丽称他为“古巴的民族英雄。”据说古巴的人民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支持卡斯特罗,主要原因是卡斯特罗政府能给人民提供体面的食物,教育和医药卫生等。

  厄内斯特日以继夜地工作,到了四月愚人节那天,他的那篇西班牙斗牛文章已经写了六万三千字。他写道,“我看赛马看厌了。那些马都是要死不活的。人们可以去看斗牛……”虽然他埋怨说,他同《生活杂志》签订的合同使他感到头痛,可他一个劲地写,根本忘记人家只要他写一万字的文章。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断地写下去。到了五月二十八,他宣称已经写了十二万字。他从一月底写到五月底。由于过度劳累,视力严重下降,而影响得最厉害的是头部。他写信给他的西班牙朋友佐安尼托奎塔纳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使他的大脑神经紊乱。这样,到了一九六○年六月一日,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病状表明他可能会发疯。

  过了三个星期,厄内斯特请阿隆霍特齐纳协助他整理打字稿。天气炎热,连续数天每天中午都下了阵雨。由于工作量太大,他们建议把那作品的篇幅缩小到五万字。最后,霍特齐纳把改写稿带回纽约。可是,压缩后的改写稿篇幅仍然超过原定的一倍。责任编辑汤普森同意用九万元买下那篇稿子,另一万元作为出西班牙文版的版权费。为了暗指一九五九年在西班牙的激烈斗牛赛,这篇文章取名为《危险的夏天》。虽然那篇斗牛的文章写完了,但厄内斯特觉得他应该回西班牙去帮助他的朋友安东尼奥把计划之内的工作做完。他对人说,“无论什么时候,安东尼奥总需要我,因为我们是莫逆之交。”他们在上一年十月份分手,彼此惦念不已。现在他准备再次同他的英雄生活在一起。

  他决定到西班牙去的时候,离斗牛的季节还很远,但霍特齐纳提早在纽约第六十二号街给玛丽租了一套间房子。七月底,海明威夫妇在瓦莱里的陪同下横渡基威斯特岛海峡。他们在桑塔玛丽亚汽车旅馆小住。房间是布鲁斯早为他们定好的。海明威随身带着一大捆稿件。布鲁斯替他派人送到凯特坎姆去。瓦莱里原先到古巴来持的是美国的临时签证,又很久没有去续签,厄内斯特担心会引起麻烦。在基威斯特移民处,厄内斯特多方提出保证,说瓦莱里是个来访的客人。然后,他一个人先坐飞机去纽约,让他妻子和瓦莱里乘坐火车前往。

  厄内斯特的六十一岁寿辰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和他的六十大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很少外出。在会客室里摆了一张会客用桌作为他的临时办公桌。查理士斯克里布纳曾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同他商谈。没有重要事情他决不外出。其中只有两次。一次是去看眼科医生,另一次是请朋友吃午饭。霍特齐纳正在同二十世纪伏克斯电影制作公司磋商,准备拍一部叫《尼克阿丹姆斯的生平》的影片。电影以厄内斯特的短篇小说电视剧为基础,带有一点自传的性质。有关方面初步提出给厄内斯特十万美元。厄内斯特感到不满意。他坚持要霍特齐纳向对方索价九十万美元。如果说他这种无理的索价是由于他的妄想病引起的,那么他精神上的总崩溃已经来临了。七月三十一日,他写信给他的大儿子波比说,他身体不舒服,眼睛已经不行了,要是能不去西班牙就好。

  事实上,他不必到西班牙去,也不须要去。可是他坚持说他的朋友安东尼奥需要他。几经延期,最后还是走了。他搭乘夜航的“特华”喷气式客机先到里斯本再去马德里。和他同座的是一位芝加哥律师路易斯库特纳。厄内斯特过去曾为保释庞德出狱同库特纳律师通过信。库特纳和前年十月份的汤布尔一样,他发现这个神情萎糜、沉默寡言的男子根本不象人们所传说的那样精神抖擞、勇猛无畏的英雄,不觉大为震惊。当飞机抵达马德里,由于地区差别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海明威突然感到疲惫不堪心里烦闷。他当即同《生活杂志》驻巴黎记者比尔朗格简单地交换了意见。接着他乘坐比尔戴维斯的车子到康索拉休息两天。

  戴维斯夫妇对于厄内斯特的性格和内心感情是十分熟悉的。可是这次他所表现出来的神情十分异样,他们感到很诧异。厄内斯特显得精神十分脆弱,恐惧、孤独、无聊,怀疑心特别重,失眠、内疚、懊丧以及记忆衰退。他到西班牙才十天就写信给他的妻子,抱怨晚上做恶梦,精神特别紧张。才过了两个星期,他又对玛丽说,“由于过度的工作劳累可能会导致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全面崩溃。”他经常通夜不眠,这是他固有的习惯。现在他感到日子太难过。每一天就象一个持续七十二小时的梦魇。尽管他经常说感到孤独,但只要见到陌生人他就非常紧张。现在,斗牛赛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腐化堕落,无关要紧的玩艺儿。”参加斗牛的人都是极端自私的。他甚至怀疑多明基恩搞阴谋鬼计陷害安东尼奥。可是他又十分担心,他那刊登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不能公平地对待多明基恩。九月初当刊登《危险的夏天》的第一篇连载文章的《生活杂志》到达他的手时,看到封面上那个露齿而笑的人像吓得他往后一跳,一边说,“多么可怕的脸孔!”他为自己干出了这么一桩蠢事而感到厌恶和可耻。他十分懊悔,竟把事情弄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玛丽,叫她作“可怜的小宝贝”。并且说,他到此时才明白一九五九年夏天她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呆在西班牙。他盼望她能到他那里去,使他得到安慰。

  由于厄内斯特的要求和戴维思的邀请,玛丽派瓦莱里到西班牙去帮助厄内斯特处理邮件。瓦莱里安祥而高兴地到达了厄内斯特的住地,发觉他精神十分颓唐、沮丧。原来,安东尼奥在比尔鲍斗牛时被猛牛撞了一下,摔倒在地引起脑震荡;卡曼计划失败。厄内斯特说他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厌烦。他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每次想拿起笔来把动人的场面写下来,可是厌烦之感又袭上心头。他说,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厌烦和难受。

  瓦莱里和戴维斯夫妇都心神错乱拿不出主意。当阿隆霍特齐纳十月初在马德里会面时,厄内斯特住房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他显然神经已经错乱。他对霍特齐纳说比尔戴维斯在一九五九年企图制造车祸来杀死他。现在他又企图杀死他。他的肾病一直折磨着他。他喜怒无常。在餐馆里他破口大骂服务员。饭没吃完就怒气冲冲地离开。回到住所后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不起来。找出种种借口延期回家。最后他的朋友们设法送他搭上一架飞往埃德威尔德的夜航机。那种情景就象送别一位陌生人那样。

  玛丽最担心的是她丈夫会出什么毛病。见了面,完全证实玛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厄内斯特同七月份一样整天呆在屋里。他忧心忡忡。他为在西班牙的瓦莱里担心,为在伦敦的霍特齐纳、他在古巴和爱达荷的房子,他的所得税以及他的肾病担心。过了一个星期,玛丽为了满足他的要求设法送他搭上开往爱达荷的火车。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到达索松,接着由赛维尔医生开车送他们回家。即使住在凯特丘姆自己的家里厄内斯特也面无笑容。一天当他把汽车开回凯特丘姆停车场时,他把另一辆汽车碰伤了。他感到十分不安,生怕警察抓捕他。他取下车牌交给车主。即使车主告诉他车子损伤不厉害,他仍然放心不下。他对玛丽说,他们将被迫卖掉他们住的那幢房子,理由是他付不起房子税。玛丽设法打电话同纽约银行联系,证实他们有足够的钱付还房税,以此来安他的心。尽管如此,他还不相信。

  厄内斯特的神经错乱现象仍然存在。他提心吊胆,怕联帮调查局为了瓦莱里的移民签证问题,派人跟踪他。瓦莱里现在已到了纽约,将就读于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厄内斯特寄给她一张支票缴付学费。十一月中旬,他请霍特齐纳到爱达荷,他自己开车到火车站迎接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十分肯定地对福特齐纳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眼踪他。回到凯特丘姆,他看见银行的两个雇员还在工作,以为是政府派人来审查他的帐目,如找出差错就要惩办他。

  蒙塔纳州立大学两位英语教授事先不知道厄内斯特当前的情况,找他去米索拉讲学。有几个月以前见过海明威的人,这时看到他的外貌不禁大吃一惊。其中有个叫贝特斯基的人说,“在我们记忆中的海明威,能够同眼前这个人相一致的地方,只有他那张涨得红红的脸。就是这张脸也显得特别苍白无神,一点也经不起风雨的摧残。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的手脚变得枯瘦……他走起路来,样子好象不止六十一岁,给人的感觉是他疲惫不堪,十分脆弱。同样令人奇怪的是他讲话的功能大大削弱了。他只能急促地,断断续续地讲些不太成句的话。他根本不愿意谈到他的写作。我们也不勉强他。”会见持续了九十分钟。当他们即将离去的时候,厄内斯特要求他们顺路带他到凯特坎姆下车。两位教授回到米索莱,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海明威一向待人温和、考虑周到,懂得人情世故,注重礼仪。只是身染恶疾才使他变得前后判若两人。

  感恩节即将到来。海明威的病情已发展到非住医院不可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住进那个医院,什么时候进去。赛维斯医生经过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每当厄内斯特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时,他的血压就正常;每当他精神苦恼,忧虑焦急时,血压就升高。高时可达到危险的程度。十一月底,他的血压达到高压二百五十二,低压一百二十五。自然,引起血压升高的原因是心理上的。霍特齐纳征得玛丽同意把海明威的病情详细地告诉纽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我的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医好这个病人,”这位医生说,“让我先作一次病理上的诊断,然后订出一个治疗方案。这个方案将包括内部器官组织治疗和心理性治疗。”尽管诊断困难又要花很长的时间,但在厄内斯特住进罗切斯特梅约医疗中心的时候,这位医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十一月三十日,厄内斯特在赛维尔医生的陪同下,静悄悄地从海莱乘飞机至罗切斯特。这次飞行碰上天气好,中间只停留在雷比得城加油,旅途平安顺利。这时厄内斯特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地谈到美国西部的历史。厄内斯特抵达罗切斯特后,便以乔治赛维尔医生的名义住进了圣玛丽医院。玛丽乘火车随后跟上并以赛维尔医生夫人的名义,住进卡勒旅店。

  厄内斯特的主治医生是休格R·巴特。负责心理医疗的医生是哈华德P·罗姆。他是心理治疗中心的两个高级医师中之一。几天之后,玛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太阳谷的医生乔治赛维尔没办法降低爸爸的血压,因此不得不到梅约医疗中心来。在这里医生给他一次大检查。到目前为止检查的结果还比较好……我完全相信医生们不但能确断我丈夫的病情,而且能治好他的病。”厄内斯特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有高血压。除了这个,内部器官的检查几乎全都是阳性。经过做葡萄糖耐受性试验,结果证明病人患有轻度糖尿症。负责新陈代谢检验的斯普莱格医生认为:厄内斯特的体重一百七十五磅是比较理想的。只要他的体重再不增加,他愿意吃什么都行。巴特医生发现,厄内斯特肝脏的左叶可以明显的触及。它的边缘是圆的。由于厄内斯特多年来饮下大量的酒精,引起了糖尿病和肝肿大。巴特医生认为厄内斯特很可能患一种非常罕见的血素病。但要作出确切的判断,还需要进行活组织检查。因此,他决定暂时不作进一步检查。

  厄内斯特的血压一遇到他心情急躁不安就突然上升。在开始接受治疗阶段,他的血压保持在220—150之间。医生认为,厄内斯特精神上的颓废,部分原因是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引起的。医生建议往后非到绝对必要时,决不要服用那种药。然而,他的精神忧郁症越来越严重,罗姆医生只好采用电疗法,从十二月底到一月初,每周进行两次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厄内斯特现在除了感到头痛和患有失语症外,其他似乎还正常。厄内斯特同医生、护士交上了朋友。他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要来一些他的作品送给这些他新交上的朋友。他常到巴特医生家去做客,常对医生和护士说,他对医院生活感到厌倦,想到存书很多的地方去走走。

  十二月里的一天,他外出回家,头上戴着一顶礼帽。他小心谨慎地取下帽子,接着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前面梳,以便把秃顶遮盖起来。开始他显得有点不自在,喝了两杯酒后话头就来了。他谈起在非洲飞机发生事故的生动场面。可是当他记不起那些猎物的名称的时候,他急得流下泪来。大家知道,他记忆力的衰退是由于接受电疗的结果。然而,他的神经错乱并没有彻底治好。例如,尽管当时他身上不名一文,他对别人说,有人要抢他的钱。圣诞节前夕,他应邀到巴特家作客。他同巴特夫归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吃饭,他感到既荣幸又快乐。他和玛丽用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演唱西班牙民歌。一月初旬,他出席了另一次招待会。这次巴特医生同意他喝少量的酒,他高兴极了。他还同巴特医生和他的儿子到梅耶附近的一个旧采石场去打泥鸽子,结果打中了一排共二十七只,还隔着一百一十尺远,用0.22口径的手枪打中了摆着的全部空酒瓶。

  厄内斯特到罗切斯特的医院就医一事本来是没有公开的。六个星期之后,即一月十一日才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立即慰问信象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纷纷飞来。来信者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新朋友,有的是敬仰他的从不相识的陌生人。他的朋友的信件使他重温旧梦。例如:基威斯特岛的汤普森、比米尼的谢夫林、西班牙内战时期结识的弥尔顿沃尔夫和伊利斯布里格。他还记得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曾和一些人,包括布里格在内在加勒比海海域巡逻,追踪敌人的潜水艇。有一次,他给布里格寄去一封信,通知他去哈瓦那参加一个交际会。他还收到了一些军队里的朋友的信,如朗哈姆和杰姆劳基特。他们都是在一九四四年就同他结交成友的。另外,他还收到菲利浦帕赛维尔的信,告诉他,在他七十六岁生日那天还亲手打死了两只伤害牲畜的狮子。厄内斯特请医院里的一位秘书麦克科里替他打字复信。从他给秘书口授复信的情况来看,他的记忆力正在恢复,差不多达到正常人的程度,信的内容洋溢着昔日对朋友的热情。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海明威接到当选总统肯尼迪拍给他的电报,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参加十九日和二十日的总统就职典礼。厄内斯特当时内心的高兴,实在难以形容。第二天,他给肯尼迪总统复电说,“对于总统的邀请,我和妻子都感到无上光荣……祝愿新的政府在发展文化和其他事业方面取得成功。遗憾的是,我在这里养病治疗高血压,一旦离开这里,一切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无法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们谨向肯尼迪总统和夫人表达我们的深切谢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一月二十日海明威夫妇通过电视观看那盛大的就职典礼。随后,或许出于无意,厄内斯特又给肯尼迪总统拍了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在罗切斯特收看电视,观看了盛大的总统就职典礼,心里充满着幸福、希望和自豪感。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总统夫人。从荧光屏上所看到的使我深信肯尼迪总统今后将会象就职典礼那天顶住严寒一样顶住任何热浪的袭击。自从我对政府恢复信任和有所了解以来,我看到,总统每天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棘手的问题,等待着他拿出勇气去解决。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正当国内外危机四伏、危象横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无畏的人来当我们的总统。”

  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害感冒引起的头痛,厄内斯特一直呆在罗切斯特的医院里。一月二十二日他才正式离开圣玛丽医院。他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五十三天。特别凑巧的是,他出院乘飞机回家的那一天刚好是他在乌干达时同罗伊马萨从内罗毕西郊机场起飞的七周年。他心有余悸。不过,这次不会出问题。驾驶员拉里约翰逊驾着飞机朝他十分熟悉的西边航线航行。飞机越过温德里物山脉,穿过月亮山山口,整整飞行了八个小时,终于平安地在海莱机场降落。

  三天后,厄内斯特说,“工作一劳累,血压又会升高。”在一段时间里,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他的工作并不重,只是把他过去在巴黎写的手稿,按内容、时间的先后重新编排整理。他每天上午七时起床,八时半开始工作,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午饭后,睡一下午觉,然后到雪地里去散步,当作一种运动。他经常单独这样走来走去,头上戴着一顶花格布帽,穿着高统皮靴,不时停下来对那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招手致意。玛丽订出一个计划,每天他们开着汽车沿三十九号公路北上,到了固定地点停车步行一段路程。厄内斯特认真按医生的吩咐不喝含高强度酒精的酒,只是在吃饭时饮少量的红葡萄酒。一天,他从朱克阿特金森市场买回一只刻有度数的量酒杯,想量一量他每天到底喝了多少酒。二月初,他说,“每天都在思考,动脑筋,然后设法把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可是情况十分艰难。”他十分想念他在古巴家里书房里的书。他写信给斯克里布纳,请他把詹姆斯国王的圣经和牛津英文诗集寄给他,因为他想在里面找个短篇小说集的标题。

  查理士斯克里布纳给他回了一封激励他的信。信里克里布纳提醒他自己立的毕生座右铭:要坚持下去。厄内斯特很受感动。他立即复信表示尽力去做。每天上午他来到后边卧房,站在窗前的大书桌旁边,翻阅报纸,一看就好几个小时,头都不抬一下。正如玛丽说的,他的眼睛从不望窗外的山林风景。二月份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厄内斯特越来越象个隐居者。他再不邀请朋友一起观赏电视里的斗牛表演,也不到凯特丘姆或太阳谷去了。当他从楼上的书房出来,穿着宽松的印度睡袍慢慢走下楼来的时候,他才同人谈上几句话。他的眼光深邃,思想深沉,令人难以捉摸。有时他站在宽大的窗子旁边凝视着远处河流对岸的凯特丘姆,眼光穿过疏疏落落、枯干了的棉花树,最后落在安葬死人的墓地上。即使他真正能看到什么东西的话,他也从不告诉别人。

  厄内斯特现在几乎完全停止写作了,偶尔给朋友写几封回信。二月份,玛丽要他写几句话附在送给肯尼迪总统的书上面。她买回一些纸,裁成所需要的宽度和长度。随后他开始在客厅里的长桌上写。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间只停下来吃中餐。桌上放着二十几张写过的纸。显然,全部不合格。这时房子里气氛十分紧张。玛丽耐着性子等着,后来索性到外面去散步。可是当她散步回来,他还在那里不停地写。他所喜欢接触的人不多。其中一个是赛维尔医生。赛维尔医生每天都到他家给他量血压。他这样来来往往,仿佛厄内斯特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总是肩并肩地坐在客厅的北端窗子下的长椅上。厄内斯特总是坐在老地方,上臂箍着那灰白色的量血压器,一边辛酸地说,他再也不能写作了——不可能有新的作品了。说到这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淌流在双颊上。

  三月份,厄内斯特的血压仍继续上升。他为自己的体重、血压和节食担忧。朱克阿特金森前不久动手术切除脸上的皮肤癌。他顺路探望海明威。海明威告诉他说,他很担心他体重不断减轻是癌症引起的。他还担心他那本巴黎手稿的书出版后会牵连到法律。有一天,厄内斯特打电话给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德莉。当时哈德莉正同他的丈夫正在阿里卓纳旅游牧场度冬假。在电话里哈德莉听到对方那没精打采的声音大吃一惊。厄内斯特忘记了一九二五年他们在巴黎时所结交的一些作家的名字。哈德莉提到华尔斯和埃瑟摩赫,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她已想不起来了。厄内斯特问还有谁能知道情况。哈德莉说:西尔维亚彼奇,比尔波德和埃日拉庞德。厄内斯特说,西尔维亚靠不住;庞德或许还可合作;比尔波德同他关系不怎么好。厄内斯特告诉哈德莉波比和他的家人前不久到凯特丘姆看望他。谈话结束了,但海明威当时讲话的音调永远留在哈德莉的脑海里。

  玛丽眼看着她丈夫经受的痛苦和悲伤而束手无策。当哈里曼杯车赛在波尔迪山区举行的时候,唐安德森约请海明威夫人同往参观。后来玛丽被说服同意和克拉拉斯比格尔一起去,而海明威留了下来。巴德波迪刚从非洲打猎回来,给厄内斯特带回一些他的儿子帕特里克和儿媳妇亨尼以及他们养女的像片。厄内斯特在写给帕特里克的信中说,他非常高兴看到他们一家的顺利成长。但他也告诉他儿子一些不如意的事。他说,“无论在凯特丘姆还是在芬卡,情况都不好。我身体有毛病,心情不舒畅。写信给你这一会,算是舒服一点。”四月初,玛丽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心神错乱,在睡梦中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楼梯头,一脚踩空,头向下往下面滚。结果头撞破了,脚扭伤了。走路要扶棍子,但表面上仍装出若无其事,高高兴兴的样子。此时春意正浓,灌木丛一片青绿,金翅雀和云雀象闪电从窗前掠过;山坡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可是这种充满着勃勃生肌的自然美景厄内斯特并没有看见,因为他整天笼罩在绝望的气氛之中。

  四月里的一天上午十一点,玛丽跛着脚走下楼来。她看见她丈夫正站在枪架附近客厅的一个角落里。身上穿着一件他们称之为“皇帝的龙袍”的意大利浴衣;手里拿着一支猎枪,窗台上放着两颗子弹。玛丽十分温和地同他谈话。她知道赛维尔医生中午会来量他的血压,她唯一的希望是坚持到赛维尔医生到来。她劝她丈夫不要灰心丧气,他仍然大有可为;她赞扬他的勇气,请他想想孩子们。厄内斯特写好了一个条子,但不是写给她的。条子上的字似乎是用手指头写的。他把那条子塞进浴衣里,从此她再也见不到它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玛丽低声地同他谈话。他紧绷着脸不吭声,痴呆呆地凝视着窗外四月天的山林景色或坐在椅子里,手中握着一支枪。好不容易捱过了五十分钟,玛丽才听到路上开来了一辆车子。那车子从房子前面绕过,开到后面客房门停了下来。接着从厨房那边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通过楼梯来到会客厅。来的正是赛维尔医生,玛丽松了一口气象见到天使一般地欢迎他。赛维尔医生轻声细语地同厄内斯特说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枪交给别人。随后,他们先送他到太阳谷医院,让他服了大量的镇定剂。

  现在除了再送他去梅耶医疗中心外,没有别的办法了。飞机驾驶员拉里约翰逊已作好准备用一架轻便四座飞机送厄内斯特去罗切斯特。唐安德森和太阳谷医院的一位护士琼妮陪厄内斯特回家拿衣服用品。汽车在厄内斯特家的后门停下,他们走出车来。厄内斯特对他们狐疑地笑了一笑说,唐和琼妮不必跟他进屋,他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用不了多久就可回来。唐低声回答说他们得看护他。厄内斯特径直朝厨房方向走去,他家的女佣正在做饭。他匆忙走下一截阶梯来到客厅,穿过厅堂来到放枪的地方,立即抓起一支枪,装进两颗子弹,然后咔嚓一声把膛机扣上。当厄内斯特正把枪口对准喉咙准备开枪的时候,唐安德森一个箭步跑上前去,一边说,“别这样,爸爸!”他用力想从厄内斯特的手里把枪夺过去。尽管唐安德森个子高大,有手劲,他一时没能把枪夺到手。琼妮后来说,当时厄内斯特满脸杀气,手里死死抓着枪不放。最后,唐安德森终于把枪闩打开,连忙叫琼妮把枪膛里的子弹取出来。厄内斯特被迫坐在沙发椅上,两眼露出凶光,绷紧着脸,一声不吭地坐着。玛丽闻讯走下楼来,象以前那样细声细气地劝他,厄内斯特仍然默默不作声。琼妮立刻打电话把赛维尔医生叫来。接着他们把厄内斯特送回太阳谷医院,让他服用镇静剂卧床休息。

  两天之后,即四月二十五日,赛维尔医生和安德森带厄内斯特到海莱,准备在那里坐飞机航行一千一百公里到罗切斯特。离开前,厄内斯特坚持要给玛丽写一张条子。他用一截铅笔,一片纸,摊在机翼上写起来。唐安德森感到厄内斯特花了很长时间,至少有一刻钟。写完后,厄内斯特把条子交给拉里约翰逊的的妻子,请她交给玛丽。随后,厄内斯特和唐安德森坐进飞机后座,拉里和乔治坐在前座。飞机起飞了,愈飞愈高,跨过巍巍群山。这天天气晴和,飞机下面一片黑色熔岩和向东伸展的一望无际的黄色平原。可是厄内斯特看都不看,神情忧郁地坐着,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唐安德森开始谈起一个打野鸭的地方,想借此引起厄内斯特的兴趣。但厄内斯特只咕咕哝哝地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一心一意忙着摆弄他的安全带。近来他体重大大减轻,安全带总是拴不牢。唐安德森看了不禁笑了起来。当然,如果他坐着不动,他的裤子是不会掉下来的。可是厄内斯特坐在座位上总是不安地扭动身子,安德森只好把他自己的安全带给他用。人坐在那狭窄的座位上,要把安全带解出来很不容易。当他把带子交给厄内斯特时,厄内斯特拿出一把折刀把皮带割断,使之适合他腰部的宽度。最后在系腰带时又费了一番周折。飞机在上午的金色阳光里轰隆隆地朝东方飞去,厄内斯特坐在座位上喃喃自语,他觉得他仿佛正飞往中国的上海去。

  快到中午的时候,飞机从海莱航行了五百五十公里之后在雷彼得城的飞机场降落加油。飞机在起飞前没有检查磁力机,现在驾驶员把飞机滑行到停机库,调换一个磁力机。厄内斯特走下飞机松一松筋骨。他大步流星地朝飞机场的停机库那边走,唐安德森紧紧地跟在他后面。厄内斯特到处寻找枪枝和子弹,把机库内的屉子和工具箱都翻遍了,口里咕咕哝哝地说,人们一般都把枪枝藏在这些地方。他甚至在停放的汽车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里找。当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另一架正在机场上慢慢滑行,厄内斯特径直向正在转动的飞机螺旋桨走去。他和唐安德森只相隔三十米远。接着,驾驶员关闭发动机,机器停止转动,厄内斯特也失去了兴趣。

  当飞机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厄内斯特的发狂程度略有好转。大约下午三点,他们抵达了罗切斯特机场。巴特医生和一位卫生员到机场来迎接他们。厄内斯特又见到了巴特医生,他特别高兴。但当他知道送他来的朋友立即就要离开他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他转过身来,带着渴望的神色问,“老弟,你不会马上就走吧?”当安德森对他说,他们必须回去时,厄内斯特再没有作声,默默地跟着巴特医生走向一部等待他们的汽车。

  厄内斯特象十二月份和一月份一样,天天吃药,做电疗。他收到多斯帕索斯的一封短信。信中写道,“海明威,希望你住院不是永久性的,请安下心来。祝你一切如意。多斯”。格里库伯和他的妻子给海明威拍了一封慰问电报:“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爱戴”。在古巴有一小股敌人在匹克海湾进行侵略性行动,结果被消灭了;五月劳动节,卡斯特罗在庆祝会上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事件都悄悄过去了,没有引起厄内斯特的注意。罗姆医生要厄内斯特向他保证不自杀。尽管他说他可以用绳索和衣钩作为自杀工具,但他从来不想这么做。

  玛丽被嘱咐留在凯特丘姆家里。她把家里所有的枪都锁在地下室里。由于厄内斯特曾两次试图自杀,所以尽管他留在罗切斯特治疗,她仍然感到自杀的威胁仍然存在。五月中旬,玛丽告诉贝蒂和奥多布鲁斯,由于过度忧虑,她感到十分疲劳。她准备到一处气温较低的地方去休息一个月。可是实际上她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五月底,他去纽约请教那位首次安排厄内斯特进入梅耶医院的著名精神病专家。到纽约还住不到一个月,厄内斯特便要玛丽到罗切斯特去。他一直抱怨住在医院里没有女人陪着他,感到很寂寞。然而,玛丽到罗切斯特后并没起多大的帮助。她向罗姆医生提出了不少问题。罗姆医生的回答并不能使她感到满意。厄内斯特在医生面前是一副表情,在玛丽面前是另一副表情。当她听到罗姆医生说,他准备让厄内斯特出院时,她感到愕然。回到纽约后,她着手办理转院手续,准备让他丈夫转到康涅得克的哈佛精神病医院。可是梅耶医疗中心不肯让厄内斯特转院。厄内斯特过去曾长期服务过的堪萨斯城星报五月一日登出一则消息,说海明威的病情正在好转。玛丽明知报导不真实,但也无可奈何。于是这种僵局继续拖下去,到了六月份。

  厄内斯特还同一些人保持接触。一位叫赫伯特威灵顿的人写了一本《黄石水域钓鱼指南》。斯克里布纳寄一本给厄内斯特看。他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并要求斯克里布纳给他在三藩市的儿子波比寄上一本。阅读这本书,使他想起昔日他曾去过的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黄石的克拉克海湾附近的诺德基斯特牧场。斯克里布纳还告诉海明威,他的书销路很好。海明威听了非常高兴。创作就是他的生命,他多么希望能尽早回到凯特丘姆去重新拿起笔来写。

  赛维尔医生九岁的儿子弗里兹因病正住在丹佛的一所医院里。他患早期心肌炎,估计很难治好。乔治说,如果厄内斯特写封信给他儿子,可能使他精神上得到安慰。于是厄内斯特给弗里兹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弗里兹,今天上午从你父亲那里得知你在丹佛一家医院里住院治病。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和难过。现在我匆匆忙忙给你写这封短信,盼望你早日恢复健康。罗切斯特的天气又热又闷。但最近几天凉爽一点,晚上睡觉睡得很香。医院周围的环境很美,特别是我有机会看到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令人心旷神怡的风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先辈曾把大批大批的原木从山林深处运到河边,再沿密西西比河而下运到别的地方去;这里也是探索从北方来的开拓者的足迹的地方。在这里还可看到鲈鱼在水里欢跳。过去我对密西西比河以北的情况一无所知。那确实是个了不起的美丽的地方。秋天在这里是猎打野鸡、野鸭的最好季节。当然比起爱达荷来就逊色了。我希望,不久我们都能回到爱达荷去。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起谈谈各自在医院里的经历和感想。祝你永远快乐。你的一位上了年纪,非常想念你的朋友——爸爸先生。”

  回到爱达荷去这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厄内斯特极力让医生相信,他的病已经治好,可以出院了。玛丽来到罗切斯特后才发觉厄内斯特作出了十分错误的决定。她虽反对,但厄内斯特死死要求出院。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同意是不行的。她用电话通知在纽约的乔治布朗先生。布朗于是到罗切斯特然后送海明威夫妇返回凯特丘姆。玛丽从赫兹那里租了一辆汽车。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他们开始出发。厄内斯特和布朗坐在前面。他的眼睛注视着前方的道路。第一天,情况良好,一共走了三百公里。当天晚上在达科塔南部的米切尔一个汽车旅店里过夜。不料,二十七日,厄内斯特的精神病又发作了。玛丽随身带了一些酒,他们可以在路上野餐。厄内斯特一直提心吊胆,怕警察因为他们带着酒和饮料要抓捕他们。还没到中午,他就开始问起他们将在哪里过夜的问题。这类问题他以前根本提都不提。玛丽没法子,只好用电话同前方的旅店联系预定房间。厄内斯特每天都坚持要这样做,玛丽被迫只好把硬币塞进电话机槽里佯装打电话。一天至少两次,这是她从未做过的事。每天下午两点至三点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休息。他们的旅途全程一千七百公里,汽车整整跑了五天。

  六月三十日,他们抵达凯特丘姆。玛丽睡在前房卧室,厄内斯特睡在后房。乔治布朗住在厨房外面靠近停车场的客房里。第二天厄内斯特和布朗一起开车到医院去探访赛维尔医生。赛维尔医生说,弗里兹收到厄内斯特的信后非常高兴。他回家来已经住了很多天,不巧当天晚上弗里兹得坐火车回丹佛医院去。厄内斯特步行来到太阳谷唐安德森的办公室。不巧,安德森不在,于是他们便乘汽车回家。当天下午朱克阿特金森去看望厄内斯特。他们两人站在门口走廊里谈了足足一个小时。后来克拉拉叫他们进屋去吃晚饭。厄内斯特不肯。相反,他倒邀请克拉拉星期天去吃晚饭。海明威夫妇同乔治布朗到阿特金森的汽车旅店附近一家餐馆去吃饭。厄内斯特坐在角落里一个面对着房间的座位。他一言不发,但还看不出有不愉快的样子。那天是星期六,餐馆里顾客特别多。他们吃完饭后就回家。一到家里厄内斯特就准备上床睡觉。他到与卧房连接一起的盥洗间刷牙,突然,玛丽想起了一支曲调特别轻快的《人家叫我金发女郎》的意大利歌曲。她轻轻地哼起来,厄内斯特在后面几句也和了起来。他身穿蓝色的睡衣,打开床头灯。玛丽径自到前面大卧房去睡觉。

  星期天,黎明比往常来得早一点,天上无云亮灿灿地。厄内斯特象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了。起床后,他披上那件大红的“皇帝袍”,沿着铺了地毯的楼梯走下楼来。早晨的阳光照进了楼下的客厅,在地板上留下许许多多明亮的圆形的光圈。他知道枪枝都被收藏起来放到地下室去了。但是他知道钥匙放在厨房水槽上面的窗台上。他拿了钥匙,蹑手蹑脚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轻轻地打开门锁。门一打开一股潮湿的霉气向他扑来。他挑选了一支双管猎枪,这是他以往常用来打鸽子的枪。他从子弹匣子里取出几颗子弹,重新把门关好锁上,离开地下室,回到客厅。此时,即使他看到户外明媚的阳光,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心。他横过客厅来到耳房休息处,这是一间只有七尺长五尺宽象个小神殿一样的房间。墙上嵌着橡木,地板上镶着光滑的花砖。他多年来恪守一个信条:“活着,则应勇敢地活下去”。现在他又有另一个信条:“面临死亡,则应勇敢地死去。”这种观念,如果说不仅仅是一句话的话,已经使他下了决心。他打开枪膛,塞进两颗子弹,轻轻地把枪托立在地板上,弯着腰,身子微微向前倾,前额顶住枪管,刚好是在眉毛的上方,接着食指放在扳机上,用力一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