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锋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查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五○;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页三五五至三六O),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三月十八日午后六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时十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八)
  
  李之龙的妻子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度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十九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九)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页四四六)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三月十八日、十九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四月二十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三三)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自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七)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逼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五十一、五十二)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页六十七)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做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页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员),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页一一七)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词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一九二八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三月二十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三月十六以后,汪已病不能与,十八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州数经变乱,人才凋零,四方引进贤才之不暇,安有去蒋之理。
  
  三、中山舰吨数不大,海行更难,而且中国海以北遍布北洋军舰,中山舰捕蒋以后而能谓可以直送海参崴,虽妇孺皆知为滑稽之事。
  
  四、三月十八下午,当军事委员会会议,汪提出撤换中山舰长李之龙而易以潘文治,后以无人和议,事遂暂搁。当时有会议笔录可查。即谭组安(延闽)亦与议,可以相问。虽无人和议,人皆以为李之龙为蒋之得意门生,李之龙之为中山舰长由蒋保荐,今撤换未得蒋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三月二十之后,共产党犹极力拥蒋。四月初旬北京俄使馆犹会议对蒋问题,蒋之顾问士板诺夫(切列潘诺夫Stepanoff)演说: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 and 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八)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七三),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页一二○)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页三十七)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签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页三O七)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O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O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作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决定对蒋妥协,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当然反对“反蒋同盟”,以为会造成国共破裂的“灾难性后果”。于是让“蒋介石对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愈来愈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九三)中共方面虽已有人确定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张决裂与反蒋,但是蒋于事后目的已达,展开雷厉风行的反右行 动,再加上在第三国际大力影响下,亦只好继续与蒋合作。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变成光棍主席,若不负气出走,岂不要成了蒋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蒋于致张静江函中还要作态说风凉话:
  
  静江先生大鉴:刻阅精卫先生致兄一书,其意不愿复出,殊堪骇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请兄设法力促其出来任事,以安人心,否则弟必请兄出来,即以民国日报通讯。弟中正顿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影印)
  
  还要“共进退”哩!这封信主要还是请他的老搭档出山。汪精卫当然不会让蒋介石任意摆布,在那种情况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陈璧君更驰函骂蒋,蒋于四月九日复汪书,极尽矫情、狡猾与无赖之能事,不仅将责任推给别人,而且还要口口声声与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说:“革命事业欲期其成,弟固不能离兄,而兄亦不可离弟,”还说,“弟自信与兄无论相隔至如何之久远,精神绝无贰注。”更假惺惺地说:“如有益于党国、有利于贵恙,即刎颈谢罪在所不计。”(长函原文见《自反录》第三卷,页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妇于四月初已离省赴港,于五月十一日乘轮前往法国马赛,形同流放。在香港时,曾作了一首杂诗,很可见其怨愤的心情: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页五十九)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页一一二)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四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十七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二十三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赢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 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内地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页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苏俄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 (Harold 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 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艾氏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俄共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一)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作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