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哥陈其美

  一九O六年五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 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一九O七年的二月三日到一九O八年的二月一日。整个一九O七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一九O八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页二十九),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十一月四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五日即控制市区,六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七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蒋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页二十七)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二年(一九一O)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页十三)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见到孙中山。关于一九O九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一九O九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一九一O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六月十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风。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一九一O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一九五O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乡风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一九六三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勇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八十五)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